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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鲶鱼效应”（1）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他们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让它们活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不爱运动，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一回到码头就死了，即使有些活的也是奄奄一息。然而，有一位渔民的沙丁鱼却总是活的，而且很生猛，所以他赚的钱总比其他渔民多。该渔民严守成功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鱼槽，才发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原来当鲶鱼被装进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己分子后，就会紧张起来，加速游动，如此以来沙丁鱼就会活着回到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也被称作“非同类刺激”。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是唐代世人卢纶写的《塞下曲》，说的是飞将军李广一次在夜里外出，猛然间发现前方草丛里卧着一只老虎。李广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随即引弓射虎。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去寻找被射死的老虎时，才发现卧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块巨石。原来是将军晚上看走眼了。再看那支箭，箭镞竟然深深地插进了石头里。李广暗暗称奇，随即弯弓复射，却再也没有把箭射进石头里。
从上面的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恐惧往往能够激发动物或人的“超能力”，生命力和战斗力也只有在求生的本能驱动下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市场是由人的逐利活动组成的，生存与淘汰是市场参与个体永恒的话题，因此市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受人类心理学定律的影响，而“鲶鱼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因此同样可以在经济领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市场经济之所以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是因为竞争是市场的基本环境，而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逼迫市场参与者必须使出看家本领，而效率的竞争是残酷的，资源配置最终会在竞争中得到最大化。相反，在没有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将失去求生的本能，市场将如一潭死水，而这则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
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的市场正是这样一种情况。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已经在1992年*南巡讲话后的“*十四大”上得到了确立，但中国的市场活力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激发，资源配置发生扭曲，企业粗放型生产造成效率的损失，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外，在国家宏观调控方法尚不成熟的时候，国内经济波动较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又经历了一轮长的通缩周期。宏观环境的不稳定也让国内企业渐渐得了“调控恐惧症”。
中国企业效率不高与当时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有很大关系，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阻隔了来自国外的竞争，在缺少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安于现状、闭门造车，不愿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管理松散、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远低于国际标准，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当属尚未改制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接受政策上的特殊照顾，国有企业养尊处优，缺少变革的动力和激情，长此以往，他们大都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竞争力，更不用说能独当一面的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已经显得狼狈不堪，大都依靠政策照顾和垄断利润勉强支撑，面对加入WTO之后即将涌进国门的“八国联军”更是惶恐不安，大呼“狼来了”，以至于“中国崩溃论”的言论开始出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WTO与“鲶鱼效应”（2）
但事实并不像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并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崩溃，相反，中国的市场潜力得到了彻底的激发，积聚已久的能量在入世后喷薄而出，经济的火热程度神似当年的“南泥湾”，但这一次不是在西北，而是在东南。“狼”确确实实来了，但国内企业并没有表现得像待宰的羔羊，而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利用一切资源和优势，积极展开技术升级和管理引进，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引导下合理地利用外资，努力改变自身之前效率低下、管理松散的缺陷，培育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证明，外资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可以管理和利用的一种外力。竞争者的出现犹如在中国的“鱼槽”中引入“鲶鱼”，中国企业为求生存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不仅激活了市场，更激活了企业。如今，海尔、联想、华为等品牌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不仅走出了国门，更实现了国际化的大跳跃。
与此同时，政府前期进行的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和中央部委的改革已接近尾声，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尽管后来有学者对这次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存有异议，但从近几年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来看，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和裁撤各工业领域主管部委的做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一方面一举打破了在中国积弊已久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强行将企业推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激活了市场潜力；另一方面，精简了经济管理部门，减少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即减少了经济运行成本，为后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国企改革让之前中国国企“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赢利”的时代成为历史。如今，国有企业的赢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规模较小的国企绝大多数都已经过改制民营化，规模较大的经过合并或重组，赢利能力很强。
从2002年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中国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自入世之后，农业、钢铁、汽车、家电、IT等若干之前落后的产业都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更是发展迅猛，产品销往全球，立即形成了一股“中国制造”的浪潮。中国，开始被人称为“世界工厂”。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新即创造性破坏”理论，其从影响力来说可以说是研究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鼻祖。创造性破坏即“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当经济周期循环到谷底的时候，也就是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经济的不景气是促使企业进行改革创新的最直接动力。创新通常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并且风险系数很高，在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企业单靠自身的求变意识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起持续有效的创新行动。尽管某些企业家凭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卓越的领导力能够带领企业不断实现技术或管理的创新，但毕竟这样的企业家和企业仍是少数，不能将之推广至整个经济社会。
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成功引进了能激活中国市场活力的“鲶鱼”，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发挥了比较优势。虽然说出口贸易只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贸易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翅膀，是带领中国各产业振兴图强的龙头。虽然中国没有声称贸易立国，但飙升的外汇储备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人发现，倚靠出口增长为主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也同样具有不可持续性。
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中国模式”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政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和转轨路线。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十几亿人口每天都要吃饭，每年上千万人口需要就业，这对一个发展“末班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辩证地看，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充实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逐步迈进老龄化的阶段，中国独有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是天然的发展优势，快速增长的中青年劳动人口压低了工资成本，由此带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也就是说拥有人口学理论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高，庞大的人口规模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使中国拥有经济“内循环”的一切条件。还有，高素质劳动人口和高消费人口的迅猛增长，为中国充分享用“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