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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或强占妇女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无锡玉祁区地主罗阿平，绰号“三十三个半”，就因为他曾*了33个农家妇女，另一个*未遂。武进塔进乡地主杨远芳，曾*了18个妇女，其中两人当场因奸而死，另90多个妇女因*未遂而遭殴打。常熟地主赵培之，一九三六年*古苏乡汪陆氏的女儿。汪陆氏阻止不住，反而被砍断了左手。这只手用石灰保存了13年，今天才见到太阳，在展览会场上活生生的陈列着。吴江溪港乡地主徐子光，曾当过伪保长，霸占过几百亩湖田，*过11个妇女。他有一次到一个丈夫在外做工的农妇家去，屋内婆媳小孩3人，听见他深夜叫门，不敢出迎。他就从窗口，砰的一声，打了一枪。他进去后，赶走老太婆，*少妇以前，还用枪头打死了小孩。吴江震泽区，前后被地主霸占的农家妇女共有47人。
潘光旦先生的记述，无疑是一部血泪账。这样的血泪账，旧中国到处都有，它们都是和土地密切相连的。那是黎明的前夜，是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它们虽然早已过去，却沉淀在历史的深处，永远定格在那里。
潘教授说的是苏南，我就引领大家从苏南开始，走进那黑色的档案，走进黎明的前夜，看罹难中的挣扎，听压榨下的呻吟！
第一章 黑手高悬（1）
1、血腥的租栈
腐朽的日子
早已沉到河底
让流水冲洗得
快要不留痕迹了
——艾青
“租栈”，是替苏州地主收租的一种机构，也是听任地主摆布的一种工具。它是地主阶级勾结官府压迫剥削农民的具体体现。
清同治二年，因为官府要征收大批的军费、政费，苏州的一些大地主就请求创设“收租局”，言明收租事务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在租款项下，可以抽出一定的款项贴补官用。因此，清朝官厅同意了这个办法，并且指派了官吏专门主持“收租局”，掌握收租事务。后来，“收租局”取消，地主们又自行组织“租栈”。“租栈”一般在县城设立总栈，在各乡镇设立分站，各分站管若干佃户。“租栈”表面上是地主阶级自己组织的收租机构，可是在实质上，它仍然是与当局分不开的。
还是来看看我在吴县光福区一带的调查吧。
民国初年，光福区一带的租栈里一般雇用四种人。一是“账房”，二是结算账目的“助理员”，三是收租的“催甲”，四是抓人的“差役”。差役过去是由官厅委派，后来改由地主自己出钱雇用。其中以账房为首领，直接按照地主的意图，策划租栈收租事务。
租栈在政府的允许下，可以自设“监牢”，农民俗称为“人房”。地主有权拘捕欠租的农民，也有权把欠租的农民扣押进“人房”，农民俗称这种“扣押”叫“吃租米”。
另外，地主还有权私设公堂，置办刑具，拷打勒逼农民。像地主申子佩家，到1950年还存留有15斤至60斤的各种洋枷、脚镣、手铐，还有一种木制的囚笼。欠租的农民，常常被放置在囚笼里，摆在地主或租栈大门的两旁示众。
至于潘教授写到的“滚笆篓”，地主蒋中孚家也有。他采取的是“抛笆斗”，就是将欠租的农民，装置在两爿相合的笆斗里，用绳捆好在地下滚。据现年91岁的沈阿大说：“那东西连滚3次，被滚的人，不是身死就是受重伤。”在这段时间内，地主们就像土皇帝，凭着官府的支持，利用租栈来统治剥削地方上的农民。
到了1920年以后，苏南的地主阶级与反动政府的关系又深了一层。住在苏州城内的大地主沈挹之、申子峨等人，发起组织了所谓“田业公会”。田业公会是地主阶级自己的集体组织，各地的地主参加田业公会的有1000多家，拥有田亩总数近60万亩。
田业公会在一开始，就喊出了“粮从租出”的口号，就是说：粮是从地租里抽出来的，如果官府不帮助地主收租，地主就不能对官府纳粮。粮、租都需要从农民头上去取，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官府与地主结合起来统一向农民征取。另外，地主们也竭力巴结官府，田业公会每年都送若干钱给县衙，所以田业公会的权力很大，举凡钱粮成色的拟订，灾荒的观察，收租的方法，追租的办法，收租的日期与租米的折价等，都由田业公会一手包办。田业公会底下，在各区乡还设有专门的负责人，在光福区一带负责的则是申子峨的胞弟申子佩。
在苏州城里，县衙门与田业公会共同组成“追租处”。在各区乡，由区乡公所配合警察、保安队的武装机构，与地方上的当权派地主共同组成追租分处，光福区一带还设立“租赋并征处”。由此，地主对农民进行收租，完全获得政权的配合，特别是有了当局武装的支持。这时，在租栈方面，各个租栈大体上还保持原有的人事制度与组成形式，还照常设立“人房”。所不同的，就是地主对农民逼租的手段，不仅使用原有的差人与地保，同时还运用警察与保安队，缴不出租米的农民，不仅要关进“人房”去“吃租米”，还要被解进县衙坐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黑手高悬（2）
光福区一带地主的栈上田（即由租栈统一收租的田），每亩的常年产量是糙米石至2石（音dàn；老式计量单位，1石大概等于108斤），可是租额却大得惊人。最普通的正租额每亩是石，还要加上催甲的出差费，租米“折价”的额外剥削。所谓“折价”，就是农民缴纳租米时，必须要缴纳货币，每石米的价格由租栈或“田业公会”决定，1石米往往超过市价很多。这样一算，每亩田的租米差不多要缴到石至石。另外，要是农民因欠租米而被捉进“人房”或坐“牢间”，花费就更大了。他必须还要贴出差役的小账，警察或保安队的出差费。另外，又要“人房”钱、稻草钱、送饭钱、开锁钱以及监牢里的看守钱等等。农民常常因负担不起这笔重租米以及额外剥削，而产生一连串的悲剧。
永安乡的王虎根，租种申子佩十亩破租田，田漏水种不好，租米每亩却要石，他父亲年年进牢监“吃租米”，1932年曾被关了有两个多月，结果是卖尽了自己的10亩田面才把人赎回来。
建新乡的卢火金种冯思树栈上田，因为缴不起租米，在1935年冬天被关进苏州的监牢有6个月，因为缺吃少喝，加上磨折，很快死在牢中。
葛舍村周更元关在“人房”里生了病，老婆没办法卖掉了自家两间房屋，押去3亩田。等到赎回了人，老婆已因此气死了。还有谢湾村沈荣福父亲，被地主府怡成关在苏州牢房里足足4年。
这些事例举不胜举。
此外根据当年光福区3个乡的调查（全区共13个乡镇），从1920年以后的17年中，被地主逼死的农民竟达14名。例如永安乡虎山陆阿龙，种地主申子佩3亩田，1935年儿子死去，因为缺乏劳动力，田种不好，第二年交不出租，就被押进“人房”里去“吃租米”，后来家中没钱赎，又被押解到苏州。地主看他穷得连饭钱都付不起，就饿他7天，最后用石灰呛死，把尸首抛弃在垃圾堆里。
其余像下水车王老太在1925年，山前头村马金虎在1928年，花家桥沈和尚在1931年，山墩王金大在1929年，建新乡翁才丰在1925年，长堤乡柴木泉在1930年，都先后因欠了租栈里的租米，被押进“人房”、牢狱，受种种鞭打毒害，受饥受冻，缺盐缺水，受磨折而死。
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占领了光福区，租栈又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依然穷凶极恶地剥削压迫农民。那时，乡下游击队很活跃，大部分在乡地主都逃入了市镇。某些地主在苏州城投降了日军，参加了汉奸维持会，如光福地主申子佩、汪秋生。
光福地主在那时为了更有效的对农民进行收租，便以大地主凌养如为首勾结日军，将租栈改组为“公栈”。所谓公栈就是把各小租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机构，公栈拥有田地2万多亩，栈址设在铜观音寺。
农民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劫掠之余，又受到了地主与日军相勾结的公栈的压迫，农民反抗的情绪就特别高涨起来。公栈在开仓以后，照例又逮捕了大批的农民押进“人房”，如葛舍一个自然村*有27户人家，被捉进去的有28人。农民恨极了，永安乡的农民就首先起来，集合了其他地方的农民有千把人，冲进铜观音寺，打毁了公栈，焚毁了整屋的租册，救出了被拘捕的农民。这一次农民暂时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