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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刈叛塾谛睦砣贤囊恢滦浴９乜骸蹲迦赫巍罚醒朊褡宕笱С霭嫔纾�2007年，20页。“族群”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引入台湾后，最初用于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不久以后，随着台湾社会转型的推展，族群概念开始被政治学领域借用，成为政治生活和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
目前，台湾政界一般将台湾社会划分为四大族群：闽南、客家、少数民族、外省人。在本书中，作者对外省人的历史面貌着墨较多，但是没有对目前台湾族群划分标准提出分析。其实从严格逻辑学的角度上看，四大族群划分标准是混乱的。如本省人与客家人、闽南人、台湾少数民族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唯一可以作为这种区分标准的，似乎是“身份认同”。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显然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台湾学者王甫昌认为，社会学者对族群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是指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因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或文化，而自认为，或者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如果从这个定义去判断族群概念内涵，可以看出，族群其实是主观和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概念定位并没有说清楚族群概念相对于其他概念如民族概念的比较意义。台湾学者王明珂则从族群分层的理念出发，认为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民族则是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是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是在近代国族主义的视角下，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尤其如此。“但是必须提及的是，各层次的族群与民族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族群的发展与变迁问题上，一个民族以下的次族群也可能重建本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在主观上脱离主要族群而成为名实相副的民族。”很显然，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族群建构的外部性和主观性特征，缩小了族群问题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发展轨迹可能对族群建构所带来的影响。
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对整个政局发展影响最大者，还属省籍族群问题，即基于省籍身份认同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区隔。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历史发展过程，本来非常普通的省籍区分却在台湾政坛上演化成族群区隔和认同区隔的标尺，一直影响着台湾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迁；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台湾本土化的进程；已经成为观察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
族群概念应用范围向政治领域扩展的冲动来源于权力斗争的需要。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分配权，使本省籍政治精英在政治上长期缺乏上升的通道。本省籍政治精英在体制内无法取得更大政治空间的情况下，不得不诉求于体制外的抗争路线，利用“本土”身份进行政治动员，扩大政治生存空间。族群边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两蒋时期，因为社会统合力的强大，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虽然不断发酵，但是没有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对立。李登辉上台后，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借助于自己的“本省人”身份，开始鼓吹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隔，以“本土势力”为奥援，打击反对力量。一方面，李登辉与民进党暗通款曲，以“在野”压“在朝”，打击党内的外省反李势力；另一方面，将省籍情结不断发挥，不断建构新的族群认同，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盘。“惟李登辉的民主化是依台湾化的集体意识来推动的，即诉诸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来对付原本优势的外省统治精英，也是所谓的非主流派。”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运作，李登辉逐步瓦解与分化了怀有敌意的、以外省政治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1993年，李登辉成功地运用族群动员的方式，以一句“外省人行政院长欺负本省人总统”的政治耳语，将“行政院长”郝伯村赶下了台。随后，李登辉操作通过了“总统”直选方案，将自己权力的基本支持来源建立在所谓的“民意”基础之上。在族群动员的作用下，外省人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
第6节，
几乎与此同时，民进党族群建构和族群动员的步伐也在加快。民进党族群理论建构的过程是和以下两个方面的诉求分不开的：一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实现民主；二是迎合部分人的分离意识而提出的“住民自决”或“台湾独立”的主张。在这个基础上，民进党发展出了“本土—外来”、“本省—外省”、“爱台—卖台”的省籍族群二元概念架构。民进党的这些做法与李登辉排挤外省人的努力一起，对外省人政治生存空间产生了压缩的效果。
省籍和族群动员的结果，台湾政治结构中外省人族群迅速边缘化，省籍问题当初形成的基础已经消失。但令人费解的是，族群问题的建构和消费却远没有结束。相反，民进党特别是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本土”政治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工具。对这一问题，台湾学者彭怀恩教授给出了解释，他认为，族群动员一旦形成，就会在独立的循环中自我强化。“当族群认同形成后，台湾人与外省人的分野被政治人物进一步政治化。”易言之，目前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作为族群和省籍动员的产物出现，而这种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已有族群想象。不但如此，族群区隔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显示出不同的结构。如张铁志所说，台湾政治变迁的特色，包括阶级矛盾的黯淡，以及党国资本主义的支配，使得台湾民主运动的初期，反对论述主要是以族群间不平等为根基的“本土化”路线。除此之外，党外运动也以比较可以召唤不同族群支持的“民主化”论述作为动员策略。然而随着“民主化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完成，民主对抗威权的政治分歧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动员中就只剩留下认同政治可以操作，族群身份区隔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自然越来越突出。而且，随着岛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两岸关系的剧烈变迁，以族群区隔为基础的政治认知模式延伸到两岸关系领域。按照张铁志的话说，认同政治在新舞台上有了新角色：20世纪90年代“台湾主体性”的上扬，强化了与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是故原来的省籍矛盾更被添加上认同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过去执政八年的经历来看，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其实带有非常强烈的族群区隔意涵。
族群政治毫无疑问地导致了台湾社会的对抗与冲突。从党外时期开始，民进党为了和国民党相区隔，与本省民众接近，不断强调街头抗争。民进党喜欢对抗的政治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族群动员和街头抗争的结果。在族群区隔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敌我区隔，这是族群身份区隔的自然逻辑结果。于是，政治对抗自然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情况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后的政治变迁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可以理解，尽管民进党不断采取冲突策略，甚至有时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但是依然还能得到许多本省民众支持。原因就在于敌我区隔的建构。
本省族群挟强大的气势对外省族群形成了压迫，外省族群则通过不断向“本省论述”靠拢的方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不过这种族群对抗在岛内已经趋于淡化，无论是本省族群，还是外省族群，都力图通过放大两岸关系认同分歧的方式来减弱内部族群冲突造成的影响。因此，当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后，政治评论人傅建中说，“老实说，马先生是岛上大多数人最后的希望，特别是外省族群，大家当然希望他好，不愿见他倒。否则，覆巢之下，绝无完卵。”他认为，大家对马爱之深，责之也切，但基本上都是为他好，除了那些在政治上和他绝对对立的人们。“不管马愿不愿意或喜不喜欢，他已被选为台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人物，马也是台湾最后的希望，我们没有选择，只有无条件地支持他。我们和他休戚与共，荣辱同沾。他的成功，是我们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马都得一往直前，义无反顾，我们誓做他的后盾。”不过在民进党人梁文杰看来，傅建中的观点不过是外省族群的政治生存策略而已。梁所说的政治策略是指，“外省族群经常会隐藏对本省族群的轻蔑。因为外省族群知道，唯有在不触怒本省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