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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澳洲，医院使用植物精油取代化学消毒水的情形很普遍，为的是给病人一个更洁净无菌的就医环境。至今，包括法国、伊朗、澳洲、美国、南非、德国、瑞士等国，早已开启医学的芳香疗法临床试验，并具相当成效。
习俗的力量
习俗都是历史的产物。历次瘟疫中反反复复的行为凝结成了习俗；曾经形成的习俗也影响了人们在瘟疫中的行为。
驱逐麻风病人是一条古代犹太法律。尽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驱逐麻风病人的理由往往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恶魔咐身的怪物，这些被驱逐的是令人同情的角色，但不能不承认，对于处理这种慢性传染病来说，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只是在程度和方式上大大过火了。
或者用水或者用沙沐浴，在回教以及印度教的仪式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对神的敬意，是否具有防止传染病散播的效果还令人疑惑。1829年、1863年、1881年3次大范围爆发的霍乱就是在教徒的朝圣活动中起始的。
扎伊尔的雅布库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死人的时候，在埋葬前其内脏必须由家中的女人用手取出。这个习俗在1976年扎伊尔爆发埃博拉热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走上了死亡的道路。由于死者染有埃博拉病毒，取其内脏的家人把病毒带了出来，并且广泛传播。有一个患者死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其家属和亲戚共有21人死亡。
大约在公元1100年，意大利人便知道了用蒸馏法提炼酒精饮料。两个世纪以后，到14世纪，饮酒已经十分普遍。人们曾以为，饮酒可以预防传染病。这当然不是真的，可是醉酒的人可以感觉迟钝，这在当时情况下倒不失为一种逃避现实恐惧的办法。当时整个欧洲饮酒成风，甚至那场瘟疫过去，饮酒风也未停止，现在成了欧洲的传统。
隔离·洗手·吐痰
隔离是现代对付流行病的常见办法。实际上，隔离措施古已有之，只是比现代的隔离更加严酷。
1347年的意大利瘟疫中，米兰市使用了一种残酷的办法，发现病人后就用砖石把病人所住的房屋全部封死，病人被封在里面等死。这种隔离现在看来是不够人道，但米兰在这次瘟疫中成为欧洲惟一侥幸未受重大损失的城市，也许与这种办法有关。在基督教国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施行了隔离，最著名的就是依圣经的训令处理麻风病人。在“大死亡”期间，被吓坏的公民偶尔会自己执行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简单地把染病者的家门钉起来，让他们在里面饿死。
如果说隔离是一种事后处置措施，比隔离更进一步的是检疫（检疫期这个词出自法文，原意是指隔离40天）。检疫是预防，是防患于未然。经过那场黑死病浩劫之后，第一次检疫是1465年意大利的拉古萨，要求船只在一处孤绝之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一个人上岸（不幸的是，人是可以隔绝的，但老鼠们却带着它们的跳蚤游上岸来）。随后检疫隔离慢慢成了很平常的事。1831年4月，在英格兰东北海岸纽卡斯尔附近的桑德兰海港，英国政府下令对所有从俄国来的船只扣押15天进行隔离检疫。1832年6月纽约出现霍乱，市政当局马上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检疫。1887年有两批海轮由霍乱疫区法国马赛港及意大利拿坡里港开往美国，到岸人员均经美国政府进行海港检疫，对可疑病人和带菌者皆用细菌学检查，查出霍乱弧菌者皆被隔离在港口，使得霍乱未传入美国。
医学上的“隔离”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内科医生弗拉卡斯托罗1546年提出的，弗拉卡斯托罗认为，疾病可以通过健康人直接与患者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健康人间接地与受到感染的物品接触传播，甚至隔一段距离也能传播。
饭前便后洗手是现代人的基本卫生习惯，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连医生做手术都不洗手。当时的医生竟以他们的身上带有职业的污物而自豪，认为洗手是受侮辱。1847年，匈牙利的生物学家塞米尔维斯呼吁妇科医生在助产前以含氯的清水净手，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他为此丢了饭碗，1865年死于精神病。直到1860年代，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扛起巴斯德病原体理论的大旗，坚决要求外科医生动手术以前，在一些确信能杀死细菌的化学药品溶液中彻底洗净双手。从1867年开始，也就是塞米尔维斯去世后的两年，“消毒外科手术”终于得到了普及。
2003年4月24日，上海市人大专门审议修改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随地吐痰、便溺者，将被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对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口香糖等废弃物和乱丢废电池等实行单独收集的特殊废弃物者，将处100元以下罚款。”这样的高额的罚款在中国破了记录，但上海的这一决定深得民心，随后深圳市也出台了同样的规定，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没有修改律令，但在稽查处罚时都是按最高罚款额度执行。其他城市，也掀起了重罚随地吐痰的热潮。许多人都期望根除随地吐痰的陋习，虽然这样的期望过于“奢侈”，但人们痛恨随地吐痰的心情可见一斑。
随地吐痰危害公共卫生，许多疾病都会通过唾沫和口痰传播，因此许多城市对随地吐痰都施以重罚，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对随地吐痰的罚款分别为600港元和500澳元。在新加坡，随地吐痰和乱抛口香糖可以处以拘禁等刑罚，世界许多大都市，都视随地吐痰为可耻行为，到了这样的层次，罚款就不是最重要的治理手段，但反过来说，在人们还习惯于随地吐痰的情况下，不经过一个重罚严打的痛苦过程，就很难达到“不禁而止”的境界。
“政府行为”
在古代瘟疫所及的国家，当政者都会拿出相应的措施。历史学家以弗所得约翰记载的公元6世纪那场瘟疫中，皇帝拿出大量黄金、派专人挖巨大的坟墓掩埋死者尸体，大概算是历史上较早的“政府行为”，虽然掩埋尸体只是善后行为，但是，可以推测，如果尸体不能及时地掩埋，瘟疫将会更加肆虐。在人类历史上历次死亡人数较多的瘟疫中，如何处理死者，都成了考验政府的大难题。
为了阻止鼠疫的蔓延，威尼斯市政当局曾经公布过现今看来也还很实用而有效的种种规定：出现鼠疫的住宅必须关闭，垃圾满地的街道应当扫除干净，鼠疫病人一定要住进指定的住所，只准许在夜间为死者安葬等等。1349年，爱德华三世命令伦敦总督“所有街上的人粪和其他污物必须清理干净。所有恶劣气味必须清除，不至于更多的人死于这些气味。”
在黑死病这样肆虐欧洲的时候，一些国家的政府也采取了许多荒唐绝伦的行动，他们要么宰杀公牛祭祀上帝，要么燃起篝火“净化”空气，要么求助于占星术、炼丹术或巫术，这就是他们对付黑死病的办法。有些国家的政府也颁布了一些可笑的法律，例如不许在庭院里掷骰赌博，醉鬼、乞丐、吉卜赛人和麻风病患者被赶出城镇，尸体搬运工要戴上铃铛，陌生人被无情地抽打，等等。
到了近代或当代，凭借着日益发达的科技，政府在瘟疫中总是有所作为。但是，随着瘟疫与社会稳定的微妙关系日益明晰，政府的态度和反应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组织社会资源应付疫情以及对疫情信息的公开化程度等方面。
冤屈的犹太人
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曾有人把流行鼠疫的根源推到社会贫苦阶层和少数民族头上，残废者、异教徒、摩尔人和麻风病人在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至少要受到咒骂和污辱，犹太人受到的迫害就更可怕了。当时流传的谣言说，犹太人在基督教徒饮用的井水中投放了毒物，于是产生了瘟疫。1348年5月普罗封斯的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巴塞尔的犹太人被关进木头房屋里，然后有人点起火来把他们活活烧死，据记载被烧死犹太人有万名。同年11月，德国所有的城市中都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仅在斯特拉斯堡，就有万人被谋杀。在施派尔，当地居民把犹太人的尸体塞入大木桶中，然后再把木桶滚入莱茵河里。数千犹太人在施特拉斯堡死于非命，尽管那时鼠疫还根本未蔓延到那里。法兰德斯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屠杀，在西班牙反犹太人的骚乱也时有发生。
整个犹太民族成了瘟疫的替罪羊，在“黑死病”中有许多民众被指控传播鼠疫并被处死。在历史上记载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