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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治疗爱滋病药物的免税；加快了药物国产化进程。
近年来我国预防控制爱滋病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我国目前爱滋病传播蔓延的危险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根除，农村地区医源性传播也存在隐患，同时由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也给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石墙酒吧运动和同性恋的“解放”
在1980年代初，还没有人听说过爱滋病。以前该疾病的名称是GRID，意思是同性恋免疫缺损症，这个名称说出了在美国爱滋病是在男同性恋之中出现的这一隐情。爱滋病最初与男同性恋的关联导致了在理解该病并警示民众方面的障碍。
1969年，美国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权利运动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上万的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旧金山，在1969至1978年间吸引了大约3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又增加了5万人。
每年与数以百计性伴侣的乱交，是同性恋者自由感觉的表现。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典型，在1970年代都是普遍的，它在该人群中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STDS）的增长每年都在上升。在同性恋引起STDS的增长速度比常人要快12倍。许多疾病在同性恋者中十分猖獗：1980年，美国国家卫生学院（NIH）发现，20％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虽然幸运的是这些人感染的是产生很少痛苦症状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爱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克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道工和税务顾问。”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和其他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他曾有3000多名性伙伴，“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A型肝炎、B型肝炎、非A／非B型肝炎、Ⅰ型和Ⅱ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CMV）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BV）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致命的偏见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这段让常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发生在1985年4月亚特兰大，由CDC组织的第一届国际爱滋病会议上。问话的是一名美国记者，答话的是扎伊尔爱滋病专家卡皮塔·比拉·明古兰医生。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话就是典型的美国非洲式的碰撞。在美国（在欧洲程度要轻些）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爱滋病只限于同性恋，这抑制了研究的进展和疾病危险性的公共教育。在非洲，历来受到西方责备，认为是非洲人“把爱滋病领上了世界舞台”，对于非洲人来说，连年遭受干旱、饥荒、贫困以及许多富裕国家惯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资源与之战斗，爱滋病则更是给他们增加了耻辱。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宣称“非洲的爱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早期爱滋病血液测试的一次失误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测试是由西方研究者实施的，它导致了对疾病在非洲大陆严重程度的全面夸大。没有人对错误的发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于骄傲，部分是公开讨论性问题时习惯性的不舒服，部分是为了保护生死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继续默认甚至鼓励在自己的国家忽略爱滋病的存在。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对爱滋病的研究也是漫不经心。CDC是一个囊中羞涩的机构，1981年成立到1982年，其研究经费不足100万美元，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官方在1976和1977年花费了900万美元用于研究29名男性死于军团病（一种大叶性肺炎）的原因。加利福尼亚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用不妥协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如果疾病出现在挪威血统的美国人或网球运动员之间，而不是同性恋者中间，政府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受害者不是典型的主流美国人。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恋。军团病袭击了一群优越的白人异性爱者，中年的美国军人。受害者的体面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用于研究和治疗的基金远远大于迄今为止用于GRID受害者的数目。社会判断的不是疾病的严重性，而是社会对染病个体的接受程度。”
到了1983年，当爱滋病与滥用静脉注射药物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清楚时，爱滋病研究基金的申请也没有得到通过。4月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骄傲地宣布他们已发放了“整整24万美元”用于疾病研究，为当年200万投入总额的一部分。依据大多数美国研究预算的标准，这个数简直不足挂齿。正如劳里·加勒特记录的，“爱滋病是无与伦比的。它触动了使美国人两极分化的神经：性，同性恋，种族，基督徒家庭价值观，毒瘾，以及个人对集体的权利和安全感。”
讳疾忌医的政府
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爱滋病的威胁，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保护他们民族的荣誉，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竟形成了一种“官方倡导忽略或者公然政治撒谎”的风气。地理学家皮特·古尔德将谎言、自欺及其后果进行了归纳。
在肯尼亚，总统将流行病增长的最初四年用于否认HIV的存在……他威胁取消任何报导爱滋病的外国记者的护照并将之驱逐出境，直到1986年才允许发表最无关紧要的“爱滋病标准”，同时命令卫生部少报已知病例，或者宣称那些人中许多不是“肯尼亚人”。就在这时，内罗毕巨大娼妓人口中HIV感染率从17％上升到几乎100％。她们顾客的感染率是多少无人知道。
1988年，津巴布韦的一名陆军准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立即将爱滋病死亡人数从380人减少到119人，并禁止引用所有有关爱滋病死亡的案卷。官方以这种方式“阻止”了爱滋病的流行，因为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有关证据。所有有能力进行测试的血库全部禁止按实际发布HIV感染率，这些是国家机密。
一名工作在爱滋病救护前线的乌干达医生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发现并如实报告了在坎帕拉医院做产前护理的妇女中超过30％的人有感染。仅仅到了1990年11月，乌干达总统才允许官方承认避孕套，那时已有100多万乌干达人被感染。许多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医生估计实际的爱滋病发病率在80％…90％之间。
古尔德说的都是非洲国家的事，其他国家照样存在自欺欺人。在泰国，爱滋病“是外国人的事”。泰国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而妇女则没有机会要求她们的外国顾客使用避孕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性旅行家，从欧洲，美洲，或亚洲其他国家飞到这里来，于是瘟疫便通过空中之桥遍布世界。
爱滋病的末日还远远不可预期。不仅有这么多的科学难题必须解决，而且还存在糟糕的资金问题。在发达国家常用的三重组合疗法，一年的费用至少在1万美元到万美元之间，如果患者还需住院的话费用会更高，这在第三世界贫困国家根本支付不起。
吸毒：波及两亿人的瘟疫
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吸毒成风，目前全球大约有2亿人吸毒，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当今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瘟疫。
毒品泛滥症不仅在西方存在，也遍布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成为文明世界极为流行并难以治愈的“社会瘟疫”和“顽症”。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已找不到一块不受毒品的戕害、荼毒和侵扰的净土。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有亿人吸食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