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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免疫系统去处理的时候就会惹出麻烦。这就会发生所谓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它尤其是由葡萄球菌的毒性胁变所引起的。细菌将一种毒性酶排出细胞壁之外，它能够杀死为身体供氧的血红细胞，这叫做“外泌毒”；细胞壁内带毒称为“内毒素”。
一旦葡萄球菌的数目多到一定程度，人体的免疫系统便开始行动。称作巨噬细胞的白血球，担任整个身体组织警卫的“大食客”等待的正是这样的入侵者。如果需要，它们会穿过组织去帮助其他的细胞与感染做斗争。这些“自杀的细胞”会消耗掉来犯细菌及其毒素，结果它们自身也会死亡，严重的感染会因此被阻止。如果入侵的细菌数量太大，巨噬细胞将会被压倒；虽然许多巨噬细胞会完成使命，但是更多的葡萄球菌仍会突破它们的防线，继续去侵蚀血红细胞。在一场全面发动的进攻中，血红细胞消耗如此巨大，以致躯体开始因缺氧而窒息。
在毒性休克综合症中，葡萄球菌所携有害毒素如此致命，以致受害者开始临床休克，精神混乱同时伴以危险的高烧、严重的血压降低、腹泻、呕吐、肝肾失灵。研究者们发现，妇女阴道中的细菌逐渐繁殖，会向一个狂乱的灾变发展。在大部分TSS病例中，这些妇女都有过一、二次感染，表面上看似偶然的较温和的症状。这使她们的免疫系统误人歧途——有些妇女真的产生了抗体——允许残余的葡萄球菌留在原处继续发展。当细菌数量爆炸时，免疫系统的反应变得不相称也不够充分，这将导致休克，有时是致命的。
医院：另类通道
1952年，盘尼西林几乎可百分之百地摧毁葡萄球菌，30年之后那个数字已降到10％。在旧金山肆虐狂暴的葡萄球菌已发展出打败所有其他抗生素的能力。它是第一种真正的超级病毒。
能够预测的是，具有极高抗性的超级病毒开始出现在病人、抗生素和细菌高度集中的一个地方：医院。医生们在护理一位住院的患者的过程中，他们似乎消过毒的白大褂为细菌从病人到病人、从病房到病房之间的扩散提供了方便的工具，这么说决不是针对我们的医务人员。 。。
在莫菲特医院，葡萄球菌杀手直接来源于一名护士，她无意中也传染了另两名婴儿。院方因这种超级病毒的出现而万分焦急，立即用抗生素对医护人员和婴儿进行处理，关闭病房，用橡胶封条、窗帘和床单将其封死——用上了所有能困住细菌的方法，包括擦洗、消毒患者留下的每样东西。但是这种彻底的清洁也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行为。
虽然葡萄球菌无处不在，它也是无害的，除非它进入了伤口或烧伤处——或者免疫系统失灵的人体内。那时它将使宿主付出巨大代价让自己兴旺繁盛起来。任何工作在医院中的人可能染上细菌，也可能是在他们自家的花园里，然后把它们带人医院而自己则毫无风险。一旦葡萄球菌到了那里，它们很容易过渡到任何潜在的、直接的新生境中。医院中充满了因意外或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致伤或烧伤的人，其免疫系统已经因满负荷工作而疲劳。
在极端情况下，医院里到处都是抗生素。尤其危险的是集中看护室中的儿童们，他们伤口尚未愈合，免疫系统尚未形成，正处于衰弱时期，无助地躺在强大的抗生素茧壳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外科医生采用预防措施来弥补他们手术室或病房落后的卫生条件……结果导致抗生素的过量使用，这必然会引起反作用。”因为这样会将巨大压力施加在葡萄球菌和其他细菌身上，使它们调整所有的基因程序，建立起越来越坚固的防御，抵抗药物的攻击。
1960年代大部分医生在二甲氧基苯青霉素的帮助下放弃了盘尼西林。新药摧毁了葡萄球菌的β内酰胺酶的抵抗，但仅仅维持了几年。1980年代葡萄球菌超级病毒出现时，很快获得了MRSA（抗二甲氧基基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称号；MRSA很快冲出医院进入更广泛的社区，通过幼儿园和全天护理中心扩散，它在那里抓住有小伤口小搔痕的孩子，也通过市内贫民区共用针头的吸毒者进行扩散。1992年美国所有葡萄球菌变异中便有15％左右是MRSA，令人吃惊的是其中40％是在大医院中发现的。用人数来计算那数字更加惊人。那年有2300万人动过外科手术，其中92万人发展成了术后感染，大多数就是MRSA造成的。更昂贵更复杂的抗生素用于治疗，导致了更大的抗药性循环，直到1993年只有一种药物，万古霉素能够摧毁MRSA细菌。但这最后的希望也会偶然落空。
与超级病毒的超级感染做斗争的代价像火箭发射一样猛升。据推断，病人住院时间的拖长和更昂贵抗生素的使用，每年要增添300亿美元的支出。从盘尼西林过渡到甲氧苯青霉素一项就使基本医疗费增加了十倍。
在地球村没有什么像疾病的传播那样快。贫困国家既无钱又无基础设施，难以应付猖獗一时的超级病毒的威胁。在所有国家，无论富裕和贫困，抗生素的使用或误用都刺激了超级病毒的进化，而国际间的贸易与旅行——尤其是飞机——为抗药性极高的细菌变异顺利地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提供了现成的通道。
到了本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的时候，葡萄球菌绝不是威胁世界的惟一的超级病毒。例如，更新了体力和毒性的链球菌再次猖獗，它们强化了所有的致命能力。“A号链球菌”曾经以腥红热夺去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它是在1989年再次出现的。A号链球菌的消失与再现是一个经典范例，它演示了对一种细菌的明显胜利实际是对另一种细菌的邀请。1960年代A号链球菌似乎完全消失了。腥红热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曾经是很遥远的，但它依然回来了。也许人们命名的“古典传染病”都会卷土重来。
细菌和医药的赛跑
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信疾病从根本上是可治的西方人而言，令人震颤的是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的复苏。它们看上去可能仅仅像腥红热、白喉或旧时的结核一样虚弱无力，但随后就会变得大为不同，那时推动它们的细菌已不再是同样的细菌了。它们至少使受害者同样痛苦与衰弱，对心理、生理和财政同样具有破坏性。
虽然它们造成了巨大的浩劫，但这些再生的杀手并不代表过人类的最后威胁。它们倾向于留在正在消失的传染病中，然后演变成一场挡不住的灾难。它们也许是另一些疾病的征兆，此我们可能没有什么防御之术。
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对细菌的战争，现在各种迹象表明战斗已经陷入了有气无力的僵局——就像一场固定阵地的消耗战，双方都在奋力支撑，以备在战壕牛进行下一次战斗。细菌就在外面，就要进攻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净化自己，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菌超出控制猖獗起来时，我们自夸的“精锐部队”——抗生素，并未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用军事术语来说，它们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损失”——它们残杀了大量的“平民”，那些保持我们正常功能与健康的友好菌群。这种破坏使我们更易受到有害菌的感染。另外，那些细菌“敌人”同样唤起它们巨大的潜能来适应新的环境，它们发展出强大的防御能力卷土重来；我们又研制出新的“魔术弹”来回击，更像滥用一气的炸弹一样，把它们到处发射；细菌再次改变并赶上我们，我们又创造出新的抗生素，而细菌又已改变……如此循环不已。
1981年，在《不死的细菌》一书中，马克·拉普描述了抗生素的发明及其巨大许诺所产生的后果：
“很不幸，我们与自然界玩了一个恶作剧，我们控制住这些化学物，以一种方式使它们更加完美，以致改变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微生物的结构。我们现在增生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微生物有机体。我们选择了它们。我们发现，在过去微生物导致的人类的疾病只有10％，而现在能导致的疾病已达20％和30％。我们已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拉普的描述在当时显得有些夸张，现在看来却是恰如其分。今天我们知道拉普是多么正确。如果医学家和医生们当初没有将细菌视为危险的敌人予以根除，而是当成不守规矩、需要细心管理的盟友；也许今天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对付恐怖的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当然，我们不能使时间逆转。我们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