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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决我有罪。我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1995年6月，宪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在其中起的作用。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着，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这一制度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用“正义国家”和“非正义国家”这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冷战是一场无情的较量。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当代着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
第十七章 后记
在我的谍报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尝过。既经历过巅峰时刻的辉煌，又因我们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视坠入过情绪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机构都免不了的日常琐事带来的烦恼。每天的头等大事往往是向国家领导人报告坏消息。冷战期间敌方的高级谍报官员回首自己度过的一生时一定也有同感。当然，他们与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一方是赢家。我这一辈子不仅参与了冷战期间不为人知的谍报战，而且还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肆意滥用权力的行径。
我们在谍报这一行中的老前辈的光荣事迹始终激励着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励我的部下。无论是总部的谍报人员，还是潜入敌后的间谍，都把这些老前辈视为自己的榜样。但有一件事始终缠绕在我心头。希特勒上台后对世界虎视眈眈。索尔格、舒尔策·博伊森和特雷佩尔这样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苏联发出过警告：德国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这一情报引起苏联重视的话，本来可以避免惨重的损失。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们的警告当做耳旁风。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剧在于：他们效力的制度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见解。一切决定和判断都只能由一个人做。一个不能容纳异见的制度也不会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的制度最终沦落到了这一步，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或独立见解。
日后，我曾寻访过红色乐队的部分幸存者。从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关这一地下抵抗组织的详细报道，而国家安全部里却查不到这方面的档案。米尔克把纳粹时期的档案抓在自己手里，把它们交给调查司下面的一个特别科保管。我想尽办法也没能看到这批档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于反抗希特勒的事业中来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疑虑和恐惧？他们不顾周围环境的险恶，毅然同一个魔爪无所不在的野蛮政权做斗争的内在力量又来自何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刊物一般回避探讨诸如此类涉及个人道义和历史责任的问题。
就事业而言，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没有昔日反抗纳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对自己一生的叙述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谍报工作的局限性。回顾所做的工作，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于谍报机构的存在，双方的政治家不用担心会遭到敌方的突然袭击，从而为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时间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双方的政治家，也是我们的主顾，并不想承认这一点。情报价值的大小同间谍为搞到情报显示出的勇气和做出的牺牲实在毫无关系。根据我的体会，一个谍报机构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决于收到情报的人在情报不合自己胃口时是否仍会重视它。问题是，通常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到秘密情报，而且他们的决策方式也极不科学。由于收到的情报数量庞大，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认真消化。最终做出的决定明智与否基本上取决于向他们递送情报的官僚机构。政府部门与谍报机构之间常常互相保密，好似隔着一堵墙。我在任期间，几乎没有机会向上级解释哪些情报最重要。到头来我手下的官员和间谍的工作成果只有米尔克随意指定的极少数人知道。
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判断上的失误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的讨论常常冗长无比，而且空洞无物。国家安全部偶尔召开全体大会时，米尔克会滔滔不绝讲上一大通，随后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西方的民主社会似乎也没有找到判断情报价值大小的可行办法。猪秽湾惨败一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蹩脚的外国谍报机构为了应和冥顽政客的主观愿望，向肯尼迪总统建议采取这一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行动。据我所知，可以看到联邦情报局送给总理办公室的情报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视其为废纸，不屑一顾。纪尧姆事发后上台的施密特总理任职期间，常常因类似案件恼火不已。一次他当着东德驻波恩大使麦克尔·科尔的面挖苦说：“你们能不能别再搞这些谍报活动了？搞到的那点情报都是些陈仓烂谷子，反正也没什么新玩意儿。真正有用的军事情报我们谁也搞不到，重大机密早就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捂得严严的。把钱花在谍报上毫无必要，只会使谍报机构自我感觉良好，证明自己需要这么多经费和人。”说归说，施密特照样把西德情报局抓在自己手里。这位总理及他的办公室主任经常光顾位于普拉赫的情报局总部。1977年，我在日记里写道：谍报机构“的确自成一体。不管是否搞到货真价实的情报，双方谍报人员神通广大的名声确实产生了一个效果：谁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动都不可能长久保密。仅这一点就为和平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保证了国际义务切实得到遵守。”
这席话听上去很像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人们可能马上会觉得我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我常常对自己工作的价值抱有疑虑，尤其是每年庆祝东德国庆时。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刚过，我在日记里写道：“在讨论谍报机构的作用时，除了什么人得益的问题外，越来越多的人还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些谍报机构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们这些深谓内情的人中，有谁能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有此问题的不止谍报机构一家。武装部队耗费的资金更是不可计数。然而北约组织那些上面盖有‘机密’或‘绝密’戳子的文件到头来还不如卫生纸值钱。”
还有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把我们这些谍报机构的活动比做孩子的游戏。克格勃的特工冷眼旁观中央情报局、西德情报局、摩萨德或英国谍报机构的特工跟踪克格勃人员。一位人士评论说：“为了达到目的，应召女郎主动投入外交官的怀抱，伞尖上涂上了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