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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份做出补充。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这些素材，简单加以整理，提供给别人；另一种是我干脆自己将这些写出来，于是我拿起笔。由于散文不同于报告文学，文字比较活泼，比较抒情，可以加很多个人的因素进去。所以我决定用散文的方式写‘老舍的童年’”。作品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
命运确实会开玩笑，让这位文豪之子在埋首实验室搞了半辈子林业化学研究后，４３岁时竟被“拉”进现代文学的殿堂，开始文学写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父亲最后的两天》、《散记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和《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１０多部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舒乙深爱着自己的父亲老舍，非常以他为自豪。对老舍的许多著作，他都能背诵如流；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写老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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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8）
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絜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１９８４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辽宁省辽阳市教育局离休干部梁廷信，系辽阳市满族联谊会常务会长。梁廷信离休后，开始着手编写《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２００２年春，梁廷信将《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手稿拿到辽宁省原副省长朱川家中，请他帮助修改。朱川在读完《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后，建议梁廷信将辽阳籍的文化名人写进去。交谈中，朱川告诉梁廷信，应该考证一下老舍的祖籍，因为据朱川回忆，老舍夫人胡絜青生前曾告诉他，老舍祖籍很可能在辽阳。
从朱川家中回来，梁廷信便投入到了对老舍祖籍的研究工作中。寻访中，梁廷信了解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舒乙曾到后金故都辽阳东京城访祖，并写出了《老舍早年年谱》续篇———《古城墙上的一棵小枣树》。在文章中，舒乙提到，老舍是满族舒穆禄部的后裔。老舍这代是“庆”字辈，哥哥叫“庆瑞”，老舍叫“庆春”。舒乙考证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舒穆禄部最有名的人物叫杨古立，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舒穆禄氏的后代多分布在辽宁辽阳地区和北京等地”。舒乙还考察了杨、徐、舒、宿４个名姓的满族人残存的家谱，最后一代几乎都是“庆”字辈。而舒穆禄氏大家族在一次内讧后，老舍的父亲舒永寿从这一支分出迁往北京，亲戚间从此也不再往来。
舒乙的文章令梁廷信很受启发。他先后前往抚顺、沈阳、承德、北京等地考察舒穆禄氏家族繁衍。几经周折，梁廷信最终在辽阳市新城村找到了答案。新城村有位７８岁的老人名叫徐光秀，也是满族，并与老舍同是舒穆禄氏家族的后裔。徐光秀告诉梁廷信，满清时舒穆禄氏是一个大部族，他曾听长辈讲过，舒穆禄氏部族迁到辽阳东京城（辽阳新城村）一带，属于正红旗。
根据徐光秀老人介绍的史实，梁廷信又考证了清代满族的姓氏。研究中，梁廷信发现，满族人姓氏在清代多是按部族居住地名字定姓。上世纪初，满族人的姓氏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冠上翻译成为汉姓，有的将其祖父或父亲名上第一个字为姓，或者找一转音的汉字冠为姓，而舒穆禄氏部族主要以杨、徐、舒、宿为姓。从梁廷信对辽阳新城地区舒穆禄氏后代的走访和大量资料中可以判断，老舍的祖籍很可能就在辽阳。这一结论现在也得到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认可。接受采访时，舒乙认为辽阳有可能是老舍先生的祖籍，也有可能是黑龙江人。
舒乙是老舍之子，也是一个老舍研究者。他认为，“老舍先生的投湖是必然”。对此舒乙分析道，老舍先生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此外，１９４１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老舍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老舍在信中说：“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舒乙认为，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而观音庵胡同曾是老舍先生母亲晚年的住地。“老舍先生是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关于老舍的最后一天，舒乙回忆道，那天清晨一大早，父亲就把母亲支出去了。当时，父亲对母亲说，“你去上你的班，不要管我”。母亲走后不一会儿，父亲也出了门。出大门前，父亲拉着３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舒乙说：“老舍之死是场悲剧。他的‘舍予’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向世人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9）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到：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１１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２５０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１５０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２４０多个地名，９５％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５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１０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舒乙原本学的是理工科，４３岁才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里没有过多的华丽之辞，但平凡的语句中却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的散文以真实的素材为基础，传达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复杂的经历，细腻的感情，生活中的真实，在他眼里，处处皆精彩。
“散文一定要记录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不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或是流水帐式的东西，宁愿不写。散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某种程度上，散文家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抒情家。”他强调，散文还要运用技巧加工，而不是一些未经加工的语言碎片。他的风格是，用最普通的话语，加工而不着痕迹，读起来自然，琅琅上口，但不追求文字的华丽，“瞧之无花朵，点点现花香”，以生动活泼见长。
解密扑朔迷离的中国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等等，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诺奖情结。采访中，记者就一时社会上曾传闻“老舍曾被授予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求证舒乙。
“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说这件事，因为没有过硬的档案材料来证明。”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