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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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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在路上”的读解,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光要将“语境”泛泛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还要真切体会他们当时“在路上”的研究状态。今天坐在学院办公室里,或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我们,切不可忽略梁及其同仁们当年在驴背上颠簸的情形。他们的研究,既然建立在实物调查基础上,便不仅受抽象的文化理念驱使,还受当时当地各种具体的物质条件限制。营造学社以北平为中心,对河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调查,其中也许有“北方官式建筑中心主义”观念的制约,但另外两个时空因素不可忽视:一是紧迫的日程,“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1936年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愈益暴露,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梁与同仁要赶在日本入侵之前把华北、中原地区最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调查完毕;二是出行的困难,比如,从北京到宝坻县,今天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在当时要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奔波一天。49

    要真切体会他们“在路上”的状态,有一部分文本材料特别值得我们珍惜,那就是梁及其同仁对田野调查旅程的记录(图9)。在1932年《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以下称为《宝坻县》)调查报告中,梁思成意识到“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是个必要部分”。50自此以后,很多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报告都遵循一种格式:在考察概况、建筑详细分析、结论三部分前,先冠以调查者的旅程记录,称为“行程”、“纪(记)游”或“纪行”。这一篇篇旅程记录,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时代气氛、环境条件,以及研究者们的学术理念和心灵波动。它们一方面上承中国笔记史学传统(如宋代的《梦溪笔谈》),另一方面成为与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成果相平行的,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社会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珍贵材料。
第16节:
    这些报告中,有些穿插着对外部环境和研究者心理的细腻刻画。比如,在《宝坻县》的“行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清晨上路时北京六月阳光“迫人的热焰”,听到“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设在猪市当中),体会他们的车子在路上陷入泥泞的挣扎,感受他们到了广济寺三大士殿,看到里面有人在为驻扎在当地的骑兵团轧马草,致使所有佛像“全在尘雾迷蒙中罗列”的心痛。而终于,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抬头看到殿上部的“彻上露明造”做法时,所体验到的“先抑后扬的高兴”和“奢侈的幸福”。51

    有些则记录下了时局动荡给调研中的学者带来的心灵焦灼。如《正定调查纪略》的“纪游”记录了1933年4月,梁思成趁“榆关事变”后的片刻安定,赶紧带莫宗江去河北正定调查的经过。该篇文字从头到尾都笼罩在战争逼近的阴影下。他们在路上花了一天,“沿途接触的都是些武装同志”,到了正定。第二天他们在隆兴寺转轮藏殿看到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栱和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高兴到发狂”。可是,刚刚兴奋地工作了两天,

    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虽然后来又得到缓和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镇定。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52

    他们加紧工作:

    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梁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53

    就这样匆匆忙忙干到第六天晚上,他们赶去车站等夜车:

    站上有整列的敞车,上面满载着没有炮的炮车,据说军队已开始向南撤退。全站的黑暗忽被惨白的水月电灯突破,几分钟后,我们便与正定告别北返54

    一方面时局急转直下,一方面他们在古建筑遗物调研上进展迅速。这两方面最终汇聚到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瞬间。前面提到1932年梁思成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表达了对唐代建筑的神往,但并不能确信还能否在中国找到唐代遗构。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一行四人,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梁思成于1944年流亡四川李庄时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其“记游”这样回忆道(当时在困难状况下,为节省篇幅,用了文言):

    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廻,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55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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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梁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花了几天实测佛光寺,“工作至苦”,但每每为发现年代证据和精美构造而惊喜。梁的文字也时常透出深深的悲哀。比如,他们惊诧于佛光寺文殊殿中有一根长达十四米的大梁。一小童引他们登后山丛林中,告诉他们该巨材取自那里。他们却看到,“今林无巨木,幼树离离,终未敢置信”。还有,他们登山到佛光寺后坡去看一座“左右萧条,寂寞自如”的墓塔,发现“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56

    发现佛光寺东大殿这“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成为梁思成及其同仁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最辉煌的成就,而此时也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图10)。正当梁等四人还沉浸在发现唐构的喜悦中,在晋北一路考察寺庙,到了代县,工作了两天后,才知道五天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已经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梁等只好匆匆辗转返回北平,于9月流亡西南。在1944年梁写《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时,惘然不知当时佛光寺的命运:

    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57

    深具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1937年抗战的爆发,逼迫梁和营造学社部分会员南迁,经长沙,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反而给他们开辟了新的田野调查的地域空间—云南、四川、陕西和西康等省诸多市县,也使他们的视野向更多的建筑类型、文化开放。比如,1940年6月,位于昆明的营造学社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派刘敦桢负责调查西南诸省古建筑和附属艺术。该调查从1940年7月开始,1941年12月结束。1942年4月,刘在他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回顾道,在上路前,他必须得在学术理想中的广阔的“西南”概念与实际可操作性之间权衡。刘的心灵挣扎文字摄人心魄,值得大段

    引用:

    受事之始,窃以西南诸省之涵义,在地理上,系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言位于此面积内之建筑,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别为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情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58

    我们可以想象,以刘开阔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够条件,在调查实物史料上,一定也会与1928年刚在广州和北京成立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样,有并吞八荒的气概。然而1940年的刘,面对的却是山河沦陷、国将不国的危局。“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动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们提问。流落边陲的刘敦桢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不管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上路,继续他的田野调查:

    然语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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