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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结构和美学之间有机结合程度的高低。他们一方面赞扬中国木结构主体框架轻灵空透，平面灵活；但另一方面在读解斗栱上，由于极其强调斗栱扮演结构角色的价值，因而在美学上似乎与维奥雷—勒—杜恰恰相反：维奥雷—勒—杜欣赏哥特石构飞扶壁的轻灵空透，梁思成推崇中国木构斗栱的雄壮豪劲（图18）。我们知道，梁心中的中国建筑最高境界在唐朝“豪劲时期”，他反复赞美佛光寺斗栱的壮硕，而斥责“自宋而后，中国建筑的结构，盛极而衰，颓侈的现象已发现了”，斗栱也随着衰落：
在外观上是由大而小，由雄壮而纤巧；在结构上是由简而繁，由机能的而装饰的，一天天的演化，到今日而达最低的境界，再退一步，中国建筑便将失去它一切的美德，而成为一种纯形式上的名称了。58
第33节：
然而，梁这对豪劲斗栱的推崇，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结构理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文化表现主义”？清紫禁城中的宫殿，以粗大的梁柱实现了巨大的结构跨度，被梁视为“衰老羁直”；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有可能显示出清匠师的结构知识和建造技巧，相比唐宋，实际上是进步了。斗栱在立面上比例的缩小，补间铺作变密，构件变得细小，甚至“沦为”纯装饰物，也许恰恰是因为匠师意识到，要形成稳定的框架和出挑屋檐，像唐构那样用“壮硕”的斗栱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反不如加强梁柱刚接和直接出挑梁头和椽子，更能保证结构强度。在这点上，汉宝德的判断更为极端：斗栱在起源时本不起本质的结构作用，最多起构造作用。而在中国建筑史中很多时期，它的角色在结构构件和装饰构件之间暧昧不清。自明开始，斗栱越来越明确地成为视觉上的装饰符号，“可以说后代的匠师终于明白斗栱是装饰性的，原没有壮大疎朗的必要”。59↙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我们还是得回到1930—1940年代那个语境，从民族主义文化心理上理解梁思成及其同仁的结构—审美判断。梁心目中中国历史的最辉煌阶段是唐，而“豪劲”的唐构正是对那个盛世的有机建筑表现（图19）。要在当代振兴中国建筑文化，实现现代转型—这两个目的在梁思成的史学中合为一体—则必须要复兴唐朝那种“豪劲”的建筑文化表现。赖德霖曾对梁的“豪劲”文化情结有精彩论述：“豪劲”同指体魄雄强和精神闳放。它不仅指代一种艺术风格，也反映出中国知识精英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和建设所持的理念。它既表现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的书法和绘画等艺术运动里，也体现在民国时期尚武和热衷体育的社会生活中。我这里仅抄录一段他文中引述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1930年全国运动会上，鼓励公民勤于体育锻炼的讲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戴的讲话中，公民的坚实体魄和强健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强盛息息相关，而“强梁无畏”和“基础巩固”—这两个“豪劲”建筑构件的隐喻，成为联结各项因素的关键词：
锻炼坚实之体质，养成强健之精神。疾厄不侵，乃为真自由；强梁无畏，乃为真平等。强父必无弱男，优生所以淑种，则民种强健，而国家之基础巩固矣。60
第34节：四、“飞向未来”：1946—1948年
四、“飞向未来”：1946—1948年
1940—1946年，即使在抗战时期消息闭塞的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仍然通过美国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寄去的英文出版物了解当时西方建筑和城市发展的信息。梁和林的建筑思想和事业关注点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关注，已经从1930年代专注于“国际式”的形式、结构问题，以及与中国建筑传统之间的关系，扩展到现代主义其他一些方面，如居住和城市规划问题。梁思成在写作两部建筑史的同时，也开始积极构想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这表面上似乎是他们事业关注点的转变，但实际上体现了他们一以贯之的信念：相信历史进步，并感到个人作为建筑学者和建筑师，有责任积极地参与到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梁和林一定觉得他们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理论阐述可以告一段落，接下来要直面更迫切的问题：劫后余生的中国如何展开现代建筑实践。套用曼纳基的用语，他们的关注点开始从“将历史作为范式”转向“飞向未来”。
自1930年代末期，林徽因受美国社会住宅活动家和学者凯瑟琳鲍厄伍斯特（CatherineBauerWurster）的影响，开始重视现代社会住宅问题。61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一个月后），林在重病中，翻译整理了一篇四万多字的资料《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刊登在《营造学社汇刊》最后一期（第七卷第二期）。林文在开头概述了半世纪前，住宅设计大多是“有产阶级私人的经营”，因而租户和城市的利益难以得到根本保证，但是—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多数国家都对人民个别或集体的，住的问题极端重视，认为它是国家或社会的责任。以最新的理想与技术合作，使住宅设计，不但是美术，且成为特种的社会科学。它是全国经济的一个方面，公共卫生的一个因素，行政上一个理想也是文化上一个表现。故建造能给予每个人民所应得的健康便利的住所，并非容易达到的目的。它牵涉着整一个时代政治理想及经济发展的途径以及国际间之了解与和平。但如同其他我们所企望的目的一样，各国社会上总不免有许多人向着那个目标努力。尤其是现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都企望着和平，都认为是眼前必需是个建设的时代，这时代并且必需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造幸福的时期的开始。62
在正文中，林详细分析了英美国家四个现代实验集合住宅开发案例。针对每一个案例，她从项目的历史背景、法律政策、住户构成、民意调查、土地来源、资本运作、租赁经营、住房设计、生产和建造等多方面，介绍案例经验。在各案例介绍后面，她还有“参考提示与评论”一栏，直接探讨该案例与中国状况的相关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启发。在探讨居住区配置问题时，她还谈到必须重视城市旧区更新和新城区建设之间的“大规模全盘筹划”。林的文字，让我们意识到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推出的将北京分为新旧两个城区的发展构想，不是偶然的：
在理论上所应有的良好配置，今日大半因交错的既成事实之存在，难于实施，故今后彻底的改善，必需由全市统筹的计划入手。一方面用和缓分期拆移的程序，达到计划上的分配；一方面迅速开辟新工作中心，以产生新的居住区域，逐渐疏散现存市民的密度，亦即消除贫民窟的最基本步骤。
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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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允许我国蹈他们的覆辙。我们今后救济住宅房荒，绝不宜在市中区，增设不已，以求目前及局部的救济。在救市左近必须开辟新的，疏离的，若干工作的中心，各中心间设置交通干线。63
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梁给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去信，呼吁清华尽快设立建筑系，为中国战后的城市复兴造就人才。他在开头便提到“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而推动人类居住演化的是技术的进步和城市形态的演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梁使用了现代主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机械”（今译“机器”）隐喻，将单体建筑设计和总体都市计划连接在一起—房屋是“居住之机械”（柯布西耶），而整个城市是一个workingmechanism，这是沙里宁、莱特和丘吉尔（HenryS。Churchill）在谈论城市时都喜欢用的隐喻：64
数千年来，人类生活程度随文化之进展而逐渐提高，营造技术亦随之演变。最近十年间，欧美生活方式又臻更高度之专门化、组织化、机械化。今后之居室将成为一种居住用之机械，整个城市将成为一个有组织之workingmechanism，此将来营建方面不可避免之趋向也。65
此时的梁心目中建筑课程的设置，相比十七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