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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也该变变了，你手里的钱儿稍微宽敞一点儿，就有人眼红，即使明里不敢整你，暗地里也决不会把你放过，说什么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你的家庭再稍微露点儿富，那更不得了啦，那非拿你个资产阶级暴发户不可。他们还叫嚷什么“越穷越革命”、“要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我就不明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非得让大家共同过苦日子？去他妈的，说得好听，老子才不管你们的那一套呐！老子穷的时候你们不是照样瞧不起吗？与其穷得让人瞧不起，还不如富得让人眼红痛快呢！他刚刚觉得冰冷的心暖和了一点儿，但忽而又被另一种念头刺得疼痛难忍。原来他又想起了他死去多年的父亲。是啊，要不是老爷子当年跟随毛主席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夺取红色政权，自己能有今天吗？自己能有站在大队和工作组面前说话的权利吗？这一切还不是用老爷子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倘若中国的红色政权真的被资产阶级窃取了，那么老爷子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自己还有什么资格跟人家比成分论阶级？一想到这些，他的心里不由得又乱了起来。几天来，他就是在这种昏昏沉沉、冥思苦索中度过的。他不知道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谁能把这些道理给他讲清楚。他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他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包括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每天出门干活，下班回家，其余的他哪里都不去，包括正在建设中的新家园。他的身体比几天以前更糟糕了，他随时都有累倒的可能。然而他对谁都不肯说，只愿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他认为肢体上承载的痛苦越大，心灵上遭受的折磨就越小。他有勇气也有毅力跟病魔做斗争。转眼到了阳历的九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召开毛主席追悼大会的日子。按照上级的要求，县、社、队普设灵堂，干部、群众佩带黑纱。下午3点前，芦花村的群众全部集中在了大队部院子里。院子被塞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随意走动，也没有一个人破例抽烟。一个个都敛声屏气，肃穆庄严。会场上一度出现了芦花村有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安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降起了茫茫细雨，整个院子里，除了雨打树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再无任何声音。3点整，追悼会正式开始。高音喇叭里首先响起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蛮里蛮气的口音：“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会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叫，随即，只见一个人应声倒下。周围的人一看鲍福倒在了地上，连忙去搀扶。这时，他已经人事不醒了……鲍福在家里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当他勉强睁开眼睛时，只觉得四肢无力，头脑发涨。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长期劳累过度，再加上因愁闷而造成的神经衰弱的影响，致使气血供应不足，身体虚弱。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休息一阵子。就这样，鲍福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一个多月。这期间，北院的墙壁又接了两茬，由于事先计划周密，工地上的事儿没有受到半点儿影响。在养病过程中，鲍福最感到欣慰的事情就是阳历的十月十六日，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鲍福挣扎着坐起来，无限感慨地对桂晴说：“我说呢，这几年，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儿，原来是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在毛主席身边使了手脚。既然如此，那以后‘割资本主义尾巴’、‘拿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口号再没人喊了？谁再有钱也不算丢人了？哈哈，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四人帮’怎么早不完蛋？要不是因为他们，我能卧病在床吗？看来人一旦上了岁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想当年，毛主席是何等的英明啊！林彪够狡猾的吧，愣是精不过他，什么事情能瞒得了他老人家？可是年纪一大，就糊涂了，连‘四人帮’这几个小毛孩子他老人家都招架不住啦，你说这可悲不可悲？”桂晴冲他笑笑，什么都没说。
第四十章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起来。在早晚的时间里，有些怕冷的人甚至穿上了棉衣。虽然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但庄户人家仍习惯地称作秋天。田野里，那些高杆儿的庄稼早已收拾干净，只剩下地瓜、胡罗卜之类的根茎作物。地瓜秧儿被霜打得一片黢黑，就像被火烧焦了似的；罗卜樱儿虽然还保留着绿意，但毕竟搀杂了浓浓的墨色。这时节，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只有鲜嫩的麦苗儿独领风骚。南飞的大雁一天到晚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统一的号令，络绎不绝……紫寅老先生夜不能寐，触景生情，诗兴大发，欣然提笔，挥洒出这样的联句：丹鹤有令穿云去，月光无声入院来。劳作的农人已经不再像前一阵子那样忙忙碌碌了，他们早晚都有些空闲了。在芦花村西北角的十字路口，谈天的人们开始逐渐增多，时间也逐渐延长。黄昏时分，一位年龄四十五六岁的男子，身穿破衣烂衫，背扛破旧不堪的行李包裹，风尘仆仆地沿着公路自西向东而来。当走到芦花村的村口时，他不由得解下行李包裹，擦一把脸上的汗，前后观望了一阵子。当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从他的附近走过时，他很礼貌地上前问道：“小兄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村庄是不是叫芦花村？”孩子心不在焉地答道：“是。”一边回答，一边继续走他的路。那中年人又客气道：“小兄弟，还得麻烦你一下，大队部在什么地方？汪清贤住哪儿？”那孩子一来急着办事，二来早就对汪清闲怀有成见，一听是汪清贤的亲戚，本不想跟他多费口舌，但一看此人蛮客气，只好极不情愿地交代道：“汪清贤家我没去过，大队部就在前面不远。”说罢，一溜烟地跑了。中年人摇了摇头，笑笑，只好重新背起行李包裹，少不得再向前面十字路口人多处打扰一番。来到近处，他一眼就看见了站在中间的那个大高个儿，于是激动不已地向前攀问：“这不是姬卿大叔吗？你不认识我了？”姬卿被来人问得一愣。他上下大量了一下这位打扮得跟叫花子一样的中年人，面色冷酷地摇了摇头：“不认识。你是从哪儿来的？要找谁啊？”“真的不认识了？”中年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苦笑，“也难怪！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了。告诉你吧，我是袁在存，咱们还是同学呢！”姬卿好像记起来了。他想用笑脸迎合一下，可是努力了一阵子，最终也没能笑出来，脸上的冷酷反而比刚才更强烈了：“哦，你，你来了？汪清贤好像这会子在家里吧。”袁在存并没有十分在意他的表情，却一眼看见周围的人有好几个过去他都认识，于是惊讶道：“哎呀，这不是西成大叔吗？这不是昭泰大哥吗？…… …”出乎他意料的是，被他唤作“大叔”“大哥”的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热情。人家简单地跟他打过招呼之后，便不再理会他了，甚至连“从哪里来”“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的话都没有问及。他真没想到几十年不曾回家，偶然回一次家，村里人对他竟然是如此冷淡。他的心不由得冰冷起来。这时，在场的人一阵阵骚动，很快人们便走散了。乱哄哄的十字路口刹那间只剩下他一个人。都走了，他还站着干什么？于是他也走了。他刚刚离开，十字路口又不自觉地站满了人。这回，大家又有话题可谈了。“穆姬卿，你小子也太嫌贫爱富了吧？人家袁在存大老远地跑来要认你这个同学，你怎么连一口白开水都不让人家喝呢？还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呢，狗屁！”一个年轻人嘲弄道。穆姬卿被弄得面红耳赤，他稍做心态调整，便回戈一击：“还说呢？你小子要是仁义，刚才跑什么？你应该把他接回自己家里住才对呀！”显然，年轻人没料到对手会来这么一手，他一时被噎得只瞪眼珠儿。稍后，他又随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去认我呀！”“都别说了。”一位年长者走到众人中间，压住乱哄哄的声音，“我看今儿个最难为情的还是汪清贤，这回又够他喝一壶的了！”果然这几句话起到了领导新潮流的作用。一时间，大家纷纷围绕着这个话题谈论不休。“他跟汪清贤到底是啥关系？”一位小伙子好奇地问。“这你就不记得了吧！”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显然在为自己优越的年龄而骄傲，“袁在存的姑奶奶是汪清贤的奶奶，论亲戚，他们俩算是表兄弟。袁、汪两家在咱们芦花村都是单门独户，所以他